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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月13日

曾湘泉:大学生工作后最大问题是缺少责任心,就业市场不确定因素在增加

作者 : admin | 分类 : 无锡市产业资讯 | 超过 981 人围观 | 已有 0 人发表了看法
原标题:曾湘泉:大学生工作后最大问题是缺少责任心,就业市场不确定因素在增加

出品 | 搜狐智库

编辑 | 袁昌佑

4月6日,人大国发院国家高端智库“名家讲坛”第7期举办。本期主题为“中国就业市场的新变化:机遇、挑战及对策”,主讲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专聘研究员曾湘泉。

曾湘泉在直播中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就业市场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冲击和影响。1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从5.3%上升到2月份的6.2%,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从5.2%上升到5.7%。今年失业率明显开始上升。

曾湘泉指出,中国就业市场上出现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和全社会就业总量纷纷下降的现象。他举例称,中国就业总量增速从2010年的4.1%下降到2016年的2.5%。其中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底就业总量下降,是自1962年以来录得的首次下降。

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加的大背景下,曾湘泉认为,平台型就业突破了空间和时间限制,增加了就业灵活性、自主性,突破了传统雇佣关系的束缚,对创业和就业规模扩大起了很大作用。

曾湘泉还表示,结构性矛盾是中国就业市场突出的特征之一,表现为就业率高与就业质量低。他举例称,应届毕业大学生的年均工资收入虽然在增加,但如果将其年均工资收入与社会平均工资相比较,(大学生年均收入)从2003年到2011年是在持续下降的。

他还强调,随着环保监管趋严和社保划转税务,叠加突发性新冠疫情的影响,中国就业市场的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加。“在与智联一起开展的一项网上联合调查显示,超半数高校毕业生认为,受疫情影响,今年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其中51%的受访人认为就业非常难。还有,体制外的人受影响也蛮大,他们很多都属于小时工,如果没活干就没有收入。”

针对中国就业市场的不确定因素骤增现象,曾湘泉提出了就业市场的应对策略。他认为,只有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才能为稳就业创造条件。“如何在实际工作中体现稳就业是首位?比如,投资就要将‘稳就业’纳入投资项目的评价。无论是新基建还是老基建,首先要评估究竟一个投资项目能够带来多少就业。”

曾湘泉最后强调,长期稳就业需要更加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尤其应该加大落后地区学前教育、医疗卫生设施的投资力度。同时应调整收入分配政策,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解决内需问题。

以下是曾湘泉演讲实录: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就业市场新变化:机遇、挑战及对策”,希望对大家今后的工作和生活有所帮助。

就业,是民生之本,关系千家万户,对政府、企业,特别是对劳动者个人都十分重要。近年来,海内外资本市场朋友也在密切关注中国就业市场。投资者在关注股市变化时,同样会关注与之密切相关的国际市场和国内就业市场指标的表现。

总体而言,中国就业情况是很不错的。过去十多年,中国在就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举世公认。2012年,我曾接受国际劳工组织日内瓦总部的邀请,介绍我们对中国就业研究的一些成果,包括中国在就业方面的一些成功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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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发布的世界竞争力评价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在国际世界竞争力评价中位列第十八位,其有三项指标中国名列全球第一。就业是其中一个指标,除了就业,还有国内经济和劳动力市场。

如今,就业市场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这几年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就业市场相应出现一些新情况。2020年1月份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就业市场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冲击和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1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从5.3%上升到2月份的6.2%,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从5.2%上升到5.7%。去年,全国调查失业率整体控制在5.5%之内,显然,今年失业率明显开始上升。

中国就业研究所联合智联招聘定期发布《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报告》,这个报告是按季度发布的。目前,2020年一季度报告仍未发布,但是初步分析结果显示,2020年一季度CIER(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为1.43,无论环比或同比,都有了明显下降。特别是分月来看,CIER指数由1月份的2.47降到了3月份的1.02,这是近年来从未出现的情况。

显然,短期来看,失业率有所上升,景气程度下降,就业市场压力增大。尽管短期内受到外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但综合来看,也要认识到这种冲击和影响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二者依然并存。

我个人认为,当前和今后分析中国的就业市场,需要关注以下几方面的变化:

一是劳动力供给的下降。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12年到2018年末,7年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了2600余万人。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显示了计划生育政策对就业市场影响的滞后效应。

同时,劳动参与率也发生一些变化。

就业、失业、退出劳动力市场,是经济学分析劳动力市场的三个主要指标。劳动参与率是就业者和失业者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它反映了法定劳动年龄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状况。其中,16岁到24岁年龄段,被称之为青年劳动力,这个年龄段参与率一直在下降,下降原因与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延长有关。随着高校招生规模扩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也在增大,相应推迟了青年劳动年龄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55岁以上劳动力被称为老年劳动力,因为这个年龄段接近退休,参与率比较低。特别是,过去十多年来,养老金水平不断上升,也对中国老年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构成影响。

目前,25岁到54岁这个年龄段的参与率是比较稳定的。

总体情况来看,劳动参与率下降表明进入劳动力市场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使得市场劳动供给下降。

不仅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劳动参与率下降,全社会的就业总量也发生变化。中国就业总量增速从2010年的4.1%下降到2016年的2.5%。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底就业总量下降,这是自1962年以来,也即56年内以来,首次出现的现象。

中国劳动力市场关注点也在变化。人口老龄化,劳动供给下降使得中国就业市场压力缓解,但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和需要面对的一些新问题,即从过去关注就业,现在要开始更多关注养老问题。

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平台型就业的发展。

近年来,有关新技术革命的讨论非常热烈。2016年,我应邀参加法国经济学家俱乐部年会,应邀出席的200多嘉宾中,有经济学家、企业家,甚至还有一些国家元首,参会人数达到3000多人。会议主题就是讨论新技术革命,即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劳动世界的影响,大多数人都很担心新技术革命对就业的负面影响。

传统就业本质是“雇佣”,就业是指被雇佣的人,失业是指没有被雇佣的人。传统就业,是一个企业(雇主)跟一个劳动者(雇员)签署一个合同,单个企业面对市场。

现在,平台型就业,是很多人跟这个平台建立业务联系,通过平台面对市场,它突破了空间和时间限制,增加了就业灵活性、自主性,突破了传统雇佣关系的束缚。

最典型的平台就是互联网电商平台,比如说阿里巴巴,阿里自身员工在11万左右,但平台间接创造的就业超过千万,非常庞大。

近年来发展很快的数字文化平台,就业总量也值得关注。比如直播平台有三类,一类是泛娱乐;另外一类是游戏;最后是电商。

这些平台是如何创造就业机会的?

以直播平台为例,首先是需要大量的主播,包括游戏主播、泛娱乐主播、电商主播等。其次,平台自身需要相关的资源支持,比如游戏开发、产品运营、内容审核、行政支持等。再次,平台型派生出游戏版权、电竞赛事版权等相关事务,直播当中还有MCN组织,同时上下游会关联配件生产商、云服务厂商、互联网服务中心。最后,平台型又衍生出来展示公司、内容审核外包公司、广告公司等。

当然,数字文化性质的平台型就业不光只有直播。

某一个数字文学平台,该公司员工仅1300人。但是,该平台作家多达810万。所以,平台型就业,是发展非常快的领域。大部分平台都是这样,自身员工人数不多,却间接创造了大量就业。

平台就业有双重影响。新技术革命带来业务规模扩大,互补效应使得就业机会增多,当然,也带来对传统就业替代/冲击。例如,受到电商平台影响,很多实体店可能倒闭了。实体店关门直接带了就业的一些负面影响。但总体来讲,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加的大背景下,平台型就业对创业和就业规模扩大起了很大作用。

新技术革命平台型就业也面临挑战。

一方面,平台型就业引发就业极化。美国的已有研究发现,因受到新技术革命、互联网的影响,就业呈现极化现象。如果将职位按照能力划分成低级、中级、高级的话,比较低端的职位和高端的职位在不断增加,而中间的职位正在减少,甚至在消失。数据呈现U型线,就是就业极化的表现。同时,还带来的是收入极化,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还有,就是就业质量。这一问题在互联网行业还是蛮突出的,特别表现在社会保障和劳动关系方面。如果按照业务合同处理劳动关系的话,平台型就业中有大量的人是没有社保的,缺乏社会保护这对于就业质量的提升也是一个挑战。

在近一二十年,结构性矛盾是中国就业市场特别突出的一个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就业市场群体中,大的群体是农民工和应届大学生。农民工市场数量庞大,城镇就业人口总量4亿多,农民工占2.8亿人。这个数据是2018年统计的,其中初中学历及以下占72.6%、高中学历占17%、大专及以上占10.3%。显然,农民工群体的学历结构、知识结构是比较低的。

按照国家统计局2018年公布的数据来看,接受过农业或者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只占32.9%,其中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0.6%,所以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数量短缺和结构性失衡问题。

此外,应届毕业大学生也是比较典型的就业群体。中国在2000年后实行高校扩招,2000年之前基本是每年100万左右的招生规模,而2019年中国的大学生规模已达到800多万,加上,留学生群体大体在50万左右,所以,中国应届毕业大学生规模非常庞大。

然而,缺乏工作能力是这一群体的突出矛盾。中国就业研究所在2010年做过一项调查,大学生就业难原因有很多,排在第一位的因素是就业能力缺乏。麦克思(一家高等教育管理数据与咨询公司)2019年的一项调查(利用美国劳工部技能指标五大类35项指标对本科和高职毕业工作能力和岗位要求能力进行评价)显示,2011年至2018年这七年间,本科应届毕业大学生的基本工作能力满足度(毕业时掌握的能力与岗位要求达到的能力之差)从82%提高到84%,但变化不大。

结构问题突出表现是就业率高与就业质量低。比如,应届毕业大学生的年均工资收入在增加,然而把其年均工资收入与社会平均工资相比较的话,(大学生年均收入)从2003年到2011年是在持续下降,2012年之后才基本稳定下来。

根据北大教育学院的一项调查数据发现,应届大学生灵活就业的比重过大。2003年的数据显示,自由职业、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的比重只有4%,到2017年这三项指标加起来大概接近19%。

首先要肯定的是,这个灵活就业中有好的一面。比如说,(值得鼓励的是)自主创业是有创业成功的。还有一部分人选择自由职业,不一定是因为生活困难,而是有意识去选择(自由职业)。我在广东YY访谈过一个人,大学毕业以后做公务员,然后下海做直播,完全出于自己的兴趣,本人有才艺,希望实现自己价值。但是,要承认,在直播群体里,也的确存在很多人在传统就业市场找工作遇到困难的情况,所以(不得不)灵活就业。

还有一个数据显示,待就业人数比例从2003年的35.7%降到(2017年)9.68%,实际上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许多人进入了灵活就业领域。

另外,(就业结构性矛盾也体现在)区域的不平衡。目前,中国就业市场景气程度地区之间、人群之间,还有行业之间有明显不同。就地区而言,主要是东部(地区)就业好一些,中西部稍微弱一点,比较差的是东北(地区),东北2019年第四季度的CIER(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都是小于1的。

今晚讲的第四个问题,就业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

这几年来,中国就业市场的不确定因素有所增大。

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中国的就业市场遇到了三大风暴。第一个风暴是环保风暴。“十三五”强调绿色(产业),所以很多地方政府一刀切关停了一大批环保不达标的企业,这对就业市场产生一些不利影响。

环保也影响到了猪肉价格,因为很多地方不让农民个人养猪了。我有一次在北京坐出租车,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他是北京郊区的,他养猪从来没挣过钱,但是他那一年挣钱了,因为政府把他们家的猪全部都收购了,他挣了90万,他们村有的人挣了2000万。猪肉为什么涨价?不养猪的话,猪肉供给减少,肯定就会涨价。

因此,一些环保措施也影响了我们就业。中美贸易摩擦也是风暴之一,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关税提高肯定对就业不利。另外就是社保风暴,机构改革后社保要从人社征收交给税务,企业担心税基变化对此反应非常强烈,有的裁员,有的要关门。

三大风暴也有机遇。比如说环保行业,过去几年国内外一直强调绿色就业,这显然是发展绿色就业的好机会。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发现,以前中国经济大量依赖外需,虽然现在外需比例降到20%以下,但我们并没有下定决心从外需转内需。实际上,中国这样经济体量如此庞大的国家,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内需。所以,贸易战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要下决心来扩大内需。同样,社保问题也需要我们下决心长期坚持减税降费,我们过去一年间名义减税降费的力度已经很大。

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冲击是一个新的蛮大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分析显示,(地方)停工停产增多、用工减少、就业人数下降、失业率上升。疫情对第三产业的影响比较大,主要包括传统的酒店、餐饮、旅游业。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农民工因灵活就业比重大,所以受影响明显。还有,体制外的人受影响也蛮大,他们很多都属于小时工,如果没活干就没有收入。

此外,结构矛盾在疫情期间也有显现。武汉封城、其他城市实行管制,人员无法流动,造成有的活没人干、有的人没活干,所以就出现了新情况——员工分享或员工借调。这是一种新的灵活就业形态。外需影响也在逐步加大,最近国际疫情问题非常突出,国际疫情对国内是有影响的,我们的外贸订单会受到影响。

疫情对应届毕业大学生就业也有明显影响。在与智联一起开展的一项网上联合调查显示,超半数高校毕业生认为,受疫情影响,今年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其中51%的受访人认为就业非常难、41.2%的受访人认为有难度但是可以接受。

不确定因素,确实是很大的挑战,特别是疫情方面带来的影响。但是,有挑战也要看到机遇。

首先,不应人为夸大外部冲击的影响。从机遇来讲,要设法将外需转内需。除了新基建外,国家要更加重视教育、卫生,公共福利方面的投入。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对未来就业质量的提高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应下决心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这个问题已非常迫切。

其次,数字经济发展也带来了机遇。这次疫情发生以后,远程办公一夜之间就发展起来了。其实,远程办公、在家办公并不是新的事物。观察2020年一季度的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CIER),一季度最好的就业行业是互联网教育和培训。

再次,此次疫情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一些挑战,也带来了一些提升的机会。要看到对政府管理工作有了很大推动。比如,过去失业登记仅限于本地户籍人口,领取失业保险的人员比例很低。登记失业人数900多万,真正能领取登记失业保险金的仅有200多万人。这其中有很多原因,有资格问题、平台发展等。最近,政府积极推进这项工作,在手机、网络上开展了失业金申领渠道,并且考虑调整口径,从过去依据登记失业过渡到依据调查失业。还有,在疫情期间,网络招聘也做得不错,政府和企业深度开展合作

曾湘泉:大学生工作后最大问题是缺少责任心,就业市场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专聘研究员曾湘泉

第五个问题,就业市场的应对策略。

我们从劳动力供给变化、平台就业变化、结构性矛盾,讲到不确定因素,针对上述变化,讲一下未来如何应对这些变化。

一、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为稳就业创造条件。

就业,本质是一个经济问题。我们不能脱离宏观经济来谈就业,所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保持增长,对就业是非常重要的。“六稳”中的“稳就业”是放在第一位的,虽然它放在第一位,但是后面的五稳对它非常重要,比如说“稳外贸”,“稳投资”等等。这是相互联系的,不能脱离后面的五稳单独讲“稳就业”。

如何在实际工作中体现稳就业是首位?比如,投资就要将“稳就业”纳入投资项目的评价,无论是新基建还是老基建,首先要评估究竟一个投资项目能够带来多少就业?

稳就业要长期的话,需要更加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我们国家人力资本的状况不能只看广州、上海、北京这些发达城市。中国有大量落后的地区,学前教育、健康投资、医疗卫生设施是非常落后的,这方面应该加大投资。学前教育对人的认知技能非常重要,语言在10岁基本就定型了。

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需要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穷人边际消费倾向高,富人边际储蓄倾向高。因此,我们要资助低收入群体,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解决内需问题。同时,完善国家收入分配信息系统,搞清楚发给谁是很重要的。

要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把减税降费长期化,而不能仅仅作为短期应急的事情。此外,还要研究提升劳动参与率的政策,如何实行弹性的退休制度?怎样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

二、对人工智能新技术持积极和谨慎的态度。

我们要拥抱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移动互联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它对就业市场是一个利好。中国现在劳动供给下降,刚好可以利用新技术革命缓解劳动供给短缺,这是一件好事情。

要注意的是,新技术革命短期内还没有对就业市场构成大的负面冲击,长期来看,对就业市场是一个很大挑战,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人工智能与就业的关系。比如,有的地方政府奖励企业机器代替劳动力,这样人为干预市场的政策并不好。我们应该激励人工智能替代艰苦和危险职业的使用,对就业质量提升和就业市场进步都是好的事情。

平台型就业灵活而潜力巨大。例如现有的几家大的电商平台、网约车平台等,还有未受到疫情影响、发展迅速的直播平台等,它们对就业贡献很大。但是,我们应该关注这些行业的就业质量,包括法律地位和社会保障问题,并制定相关的就业激励政策。

三、强化信息流动,提升就业市场效率。

我们看到1月份6.2%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应该说,这其实当中大部分的失业是源于自然失业。一个求职者进入市场找工作,或者一个企业在市场招人的过程中,存在一个相互搜寻的过程,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这被称为摩擦性失业。然而,怎样降低摩擦性失业呢?

很大程度上,需要发达的市场信息流动,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就业市场信息平台。

我们可以看到,国外都发布职位空缺数,我们没有职位空缺数的发布。职位空缺数都是由互联网民营企业或者外资企业发布,而政府则没有。我们的职位分类目前也非常滞后,像美国的DOT(职业大辞典)、职业展望,都对未来职位变化进行科学预测,而我们几乎都是空白。

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某些职位是不是消失了、增加了或者增加多少?这对中国就业市场中的就业指导、对个人自身未来职业选择,都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就业的标准也有局限性。调查前一周,工作一小时以上就统计为就业。如若这样,中国的就业率是非常高的、失业率则是非常低的。实际上,这也显示了引入工时及工资概念的重要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就业质量指标的内容。

更高质量就业,首先需要搭建有效的就业信息发布平台,加强就业信息的充分和及时流动。包括各高校的入学规模、毕业生规模等。例如,大学新生的学校、学院、专业,不同专业的学生毕业数量等。教育部并没有发布这个数据,然而发布这些数据,对各高校开办专业、大学生选专业、职业选择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困难群体的就业服务,要提供专业化的职业指导,帮助学生从学校到就业的成功转变。个人需要强化工作搜寻,降低薪酬预期,建立正确的职业成功观。

最近我们与智联联合开展大学生求职经历调查显示,今年45%已获得Offer的应届毕业大学生中,56.0%的人有相关实习经历。这些人求职目标明确,社会实践丰富。而没有得到Offer的55%的是什么人呢?自身定位不准确、未达到招聘要求、简历投递太少等等。这说明了职业指导是很重要的。结合前面讲的内容,可以看到职业指导多么重要。因此,我们再一次呼吁,国务院学位办增设职业指导的专业硕士学位,提升就业。

四、深化教育培训改革、重视软技能培养。

现在,找工作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找好工作不太容易,找好工作缺什么呢?很大程度上,是就业能力,就是工作的价值创造能力。价值创造能力与高校、人才培养单位有关系。高校是否把人才培养作为首要的工作?即使把人才培养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首要工作,我们人才培养的标准、特别是人才培养的能力标准是什么?说实话,也不清楚!

过去讲德智体,从小学就开始说,到中学、大学、研究生,一直在说,问题是德智体是抽象的东西,应该具体化。例如,国外大学有八项能力的具体要求,其中有六项是软技能,有两项是硬技能,包括阅读、写作、计算、听说这些基本技能,以及专业知识和技能。人才培养的具体标准我们并未建立起来。

要推动课堂改革,改变教师和学生的角色。我个人发现,中国的大学课堂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是演员和观众的关系,然而老师跟学生的关系不应该是演员和观众的关系,而应该是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关系。

应该转变教育理念。知识是要靠学习,而能力不仅仅要靠学习,更重要靠实践。也就是我讲的3P理论,即Practice、Practice and Practice。我们要重视硬技能的训练,同样要重视软技能,这些都非常重要。

我们研究把软技能分成三层,第一个层是应用层,第二个层是修炼层,第三个层是天赋层。应用层是沟通技能、人际能力、分析能力、组织能力、团队能力和创业能力等,这些是可以进行培训的。修炼层是责任心、成就动机、服务意识、自信力、承受压力能力、全局意识和道德等。修炼层不是短时间通过培训就能够形成的,而是需要长期的学校、社会,特别是家庭对人的影响形成的。天赋层,指天生赋予的能力。天赋层没有好坏之分,但有匹配效果之不同。在服务业逐渐上升为主体,即第三产业为主体的大背景下,软技能显得特别重要。在一项大学生调查中,我们发现大学生工作中最大的问题是缺少责任心和敬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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