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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月25日

她们用手架起了一座“桥梁”

作者 : admin | 分类 : 无锡市焦点新闻 | 超过 259 人围观 | 已有 0 人发表了看法
原标题:她们用手架起了一座“桥梁”

来源:新闻晨报 首席记者:沈坤彧

来源:新闻晨报 首席记者:沈坤彧

她们用手架起了一座“桥梁”

“你用一块黑布把眼睛蒙上,从我所在的位置往前走十米,体会一下是什么感觉。”计慧说,“对于聋人而言,身处这个世界的茫然和无助的感觉可能比这再深一些。”

海伦·凯勒的那句话也许可以帮助你理解计慧所说的感觉,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盲聋人士是这样说的:“聋比盲是更大的障碍,盲是把人与物分割开,但聋是把人和整个世界分割开”。所谓“与世隔绝”。

计慧是一名听人,但她父母都是因病致残的聋人。作为一名CODA(Children of Deaf Adults),她比一般人更能体会那种感觉。华东政法大学毕业后,她顺利入职一家律师事务所。按照原定的规划,计慧每4到5年将完成职业道路上的一轮晋升。如果她的能力足够强,野心足够大,那么她最终有望在15到20年的时间里成为一名事务所的合伙人。

她们用手架起了一座“桥梁”

她原本是走在这条路上的,直到去年某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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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看来像是命中注定的这天,她留意到一份手语翻译的招聘广告。广告发布者是一家新成立的网络公司,专门致力于为聋人的日常生活提供各类无偿服务。

计慧在面试现场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总经理张颋直到现在还记得她态度里那种毅然决然。“她放弃了更好的薪资待遇和更广阔的职业发展前景。”他说。

一年多过去了,当初那家新创业的网络公司和他们怀着雄心壮志推出的APP程序“伴你无碍”在上海已经拥有了超过3万的下载量,而本市登记在册的听障人士数量是7万多名,程序的普及率达到了大约1/7,但他们还有更大的梦想。

而计慧和她的同事们,则在这份常人看来枯燥甚至琐碎的工作中得到了一种别处无法满足的成就感。

这是一个关于一小群人和一整个群体的故事,关于一家公司和它的员工如何帮助聋人,以及聋人如何不肯向命运低头的故事。

一个助人和自助的故事。

01

手语也有南北差异

办公的设备很简单:一台PAD,一副耳机,外加一部固定电话,便足以为聋人搭建起一座桥梁,顺着这座桥,他们可以在瞬间抵达并进入这个现实世界。

坐在PAD前的这些手语翻译都很年轻,清一色的90后女孩。每天早上8点半,翻译们准时到位,最早的视频呼入此时就会进来。接通后,她们有时会发现聋人正站在早餐摊头前,要她们帮忙关照摊主一声煎饼果子里不要放香菜,但榨菜一定要的,再多敲一只鸡蛋。没错,一共两只蛋。

按下结束通话键,女孩子们会对视一眼笑一笑。办公室里总是很安静,除了帮助聋人和第三方进行沟通,她们很少说话。

但这一笑,意思大家都懂了,“聋人们在生活中多么依赖我们啊!”她们不觉得麻烦,她们反而很高兴,这是存在感的体现。

她们用手架起了一座“桥梁”

春节前为应对疫情,“伴你”管理层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决定春节无休,且在整个疫情期间将手翻工作时间进行延长,调整为每天08:30-20:00,以备聋人们的不时之需。过去这两个多月,翻译们居家办公,“伴你”一天平均接入300通左右呼入。

随着疫情趋缓,公司已经恢复正常的工作节奏,但考虑到手语翻译的特殊性——她们在工作时因为要结合唇语所以必须摘下口罩——计慧她们就采取轮班制。

健听人对于聋人一个普遍的误解是:他们眼睛既然能看到,当然也能像常人一样浏览网上各种文字信息。但事实上很多聋人,尤其是中国一线城市以外那些地区的聋人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低到甚至不足以看懂一般的文字新闻。

这是因为聋人们在特殊学校里接受到的主要是手语教育,汉语教育只是一种辅助手段,而手语的语素特点和汉语存在本质上的区别。汉语的语素以字为构词单位,手语的语素则以五要素和手势为构词单位(注:五要素即为手形、方向、空间位置、身体动作和面部表情),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体系。

疫情期间,除了关注每天新闻直播中的手语翻译内容,聋人们了解疫情进展的其他手段极有限。另一种常用方式是由文化程度较高的聋人在浏览完相关信息后,自己录制手语视频,将这些信息翻译成手语,在聋人群体关注较多的平台上发布和传播。

获取信息渠道的单一性,也造成了在聋人圈子里一些危言耸听的小道消息比在听人圈子更容易流传。

即使是新闻中的手语翻译,很多聋人理解起来也存在障碍,障碍由几层因素构成。一方面,翻译打的是通用手语,而全国各地的聋人们从小接受的都是自然手语的学习。通用手语相当于普通话,自然手语则相当于方言。

手语不仅也存在南北差异,而且即使在上海和杭州这样临近的城市间也有差别。以“水”字为例,上海和隔着一条长江的南京的自然手语也不一样。

她们用手架起了一座“桥梁”

为了避免因各地手语不同而造成聋人之间沟通难的现象,2018年起,由中残联和中聋协发起全面推广通用手语的行动。但至今为止,成效还很有限。

此前通用手语的词汇都来自“黄皮书”,这是聋人们的新华字典,这本书是由听人编写的。去年下半年,新版通用手语“红皮书”问世,这次聋人全程参与编写过程。

通用手语里一共8000多个单词,相比汉语,词汇量很有限,而且很多词汇都是新造的。比如“新冠肺炎”,原本手语里没有这个表述,疫情发生后,大家研究创造出来了专门的手语打法。

另一方面,由于手语翻译都是听人,她们的语序和聋人存在天然的差别。举例而言,听人常说的“你吃饭了没”,以聋人的语序表述就是“吃饭,你有没有?”语序上的差异,加上来自天南地北的聋人对于通用手语词汇的接受度差别,导致不少人看了发布会的手语翻译后一知半解。

文化程度高的聋人可以理解新闻里的手语,但他们普遍反映,手语翻译占屏幕地方太小,看起来费劲。杨浦区聋协骨干周桢女士提出建议,手语翻译可以站在主持人身边。或者像国外一样,屏幕一分为二,一半留给手语翻译。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疫情期间上海召开疫情发布会时史无前例地将屏幕辟出三分之一给了手语翻译,这也是全国首创。

这个改进在上海的聋人群体中得到了很好的反馈,他们觉得自己多年来的需求终于被听到了。对于一个属于少数人的群体,这一点的意义是非凡的。

02

疫情期间取个快递都像是次激战

那些对于听人而言最寻常的事情,轻易就构成令聋人一筹莫展的困境。

疫情期间,即使取个快递都像是一次激战,交手的双方分别是过往的经验和当下的未知之境。开始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他们快递不能再进小区,后来他们知道小区有了快递的临时存放点,却不知道自己的快递被快递员放在哪个存放点的具体什么位置。

“伴你”手语翻译李洪莲回忆,自己在疫情期间每天处理最多的呼入就是帮聋人联系快递员,确定快递的具体放置位置。“他们特别害怕一些未知的情况,这让他们手足无措。”因为恐惧,即使是很小的未知也被放大到无限。其他比较频繁的呼入需求主要集中在口罩的预定和购买;联系物业处理家中马桶堵塞等突发状况,以及帮助他们和家人朋友取得联系。

通常来说,借助线上人工翻译,大部分问题都可以迅速解决。但有些状况因其特殊性,仍难免费时费力。

她们用手架起了一座“桥梁”

李洪莲想起前阵子自己处理的一通视频呼入,“这名聋人当时在浦东机场,他是湖北人,父母都在武汉,原本回家的机票是买到武汉。因为武汉封城,回不去了。他又不想一个人留在上海,就想到先去河北的表姐家。我帮他和表姐进行了沟通,但她家里有小孩,他又从外面来,怕有个万一,劝他还是留在上海。”他随后依靠李洪莲的帮助联系了自己能想到的所有亲人,想去暂住,但都被拒绝了。在绝望中他想起了另一个聋人朋友,最后这个朋友表示愿意接纳他。

这通呼入前后耗时长达两个小时,当李洪莲终于摘下耳机的时候,她为这个聋人感到欣慰。

最让他们担心的还是去医院就诊。疫情之前,上海一些医院里设有助聋门诊。聋人们定期去特设门诊就医,可以享受优先挂号和就诊,以及手语志愿者的全程陪同。但是疫情期间,助聋门诊不得不暂停。

她们用手架起了一座“桥梁”

黄浦区聋协委员谢虹有亲身体验,她通过手语告诉我们,自己之前会定期去东方医院,那里每周五都设立助聋门诊。疫情期间,门诊被暂停,而自己又不得不去医院装假牙。她试图用写字的方式和医生沟通,但医生看得一知半解。而医生又带着口罩,导致她无法读懂唇语。因此,她不得不让自己孩子请了四次假,陪同自己去医院。

对于一些没有子女陪同的聋人,很多都会选择借助线上翻译的手段。

计慧说,“聋人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们心里都清楚,但苦于无法表达。现在就很方便了,他们先视频呼入,告诉我们自己的症状,再由我们转述给医生。那天有医生和我感叹,以前看一个聋人病人,要花2、3个小时,现在缩短到只要5分钟。这样也避免了很多误解,因为很多聋人比较敏感,他们会觉得,医生不愿意给自己看病。”

03

手语翻译配比中美相差百倍

根据上海市残联2018年给出的统计数据,这座城市登记在册的听障人士(包括听力残疾人和言语残疾人)有7万多名,而整个中国的数据达到了2780万人。

手语翻译是绝对的稀缺资源,目前国内对于这个从业群体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数据统计。中国聋协和手语委给出的一个粗略数据,是大概有1万人,只占0.03%。也就是说,平均每1万名听障人士,只有大约3名翻译。

而在美国一共有450万听障人士,他们的手语翻译从业人员达到了20万人,每100名听障人士就有4名翻译。

手语翻译稀少,而有限的翻译中,很多人却苦于上岗无门。在供求两端之间,缺少了中间将它们联系起来的有效一环。

李洪莲大学就读于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她的班级有36人,学的都是手语翻译专业。但毕业后,只有3人实际从事手语翻译工作。有限的人才大量流失,其中一部分找不到工作,另一部分因为薪资偏低而情愿转行。

手语翻译的稀缺导致了工作效率低下。以前,聋人遇到需陪同的要事,往往得至少提前一周进行预约。一名线下翻译一天通常只能服务一到两个用户,收费以聋人群体的收入而言,算是偏贵。

周桢回忆,聋协以前组织一些会议和旅游的时候会请手语翻译,半天收费为300元。这是友情价,如果是私人雇佣性质,收费每小时就达到200元到300元,这还只是一个均价。

“既然手语翻译的数量不可能在短时间里迅速增多,那么我们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提高手语翻译的效率?线下模式的效率肯定是低的,那么就把翻译的服务搬到线上来。”“伴你”总经理张颋向我们介绍公司成立的背景。整套程序的开发差不多历时一年,前后投入了数百万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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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没有一家科技公司是在这方面有投入的,从经营角度来看有一个收入产出比,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不是一门好生意。”联合创始人韩智超承认,“如果我们把这份事业发展成纯公益的话,公司生存是非常非常艰难的。所以,我们想从正常经营公司的角度去做公益的活动。”

要生存,必须有盈利。“对于这件事,我们内部讨论过。首先确定的一点,是不能从聋人身上收费,所以我们开发了企业版。向B端客户,也就是包括企业在内的用户收取一定费用,把利润补贴给C端也就是聋人用户。”去年,“伴你”已经和建设银行一百个营业网点签署了服务协议,这些设备会出现在建行柜台上。

黄浦区社区服务中心也购买了他们的服务,其他的区县也很眼红,周桢问了很多次,杨浦区什么时候也能引进服务。

此外,他们的设备还出现在包括北京大兴和上海浦东等国际机场的服务台上。

她们用手架起了一座“桥梁”

下一步,他们打算将服务推广到全国范围,并筹备中国手语翻译人才库。“把数据逐步积累,扩大,通过人才数据库的建立,让一些专业手语翻译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到我们平台上以公益者的形式来服务聋人。”韩智超说。

这些志愿者每个人即使每天匀出半个小时,积少成多,对于聋人群体也会是极大的福音,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们提升自己日常生活的质量。

04

聊天、听见世界……他们的需求很简单

聋人们有什么需求呢?“伴你”的员工也经常会考虑这个问题。很多人表示,虽然明知不可能,但他们还是很渴望听见自己生活于中的世界。

李洪莲说,自己认识的聋人朋友在学驾驶时曾经很好奇,“真想听听汽车的喇叭声啊。”他们问,“不同型号的汽车,是不是也会按出不一样的喇叭声呢?”李洪莲被问住了,她想,自己为什么从没想到要去注意分辨喇叭的声音。

她们用手架起了一座“桥梁”

她的公司同事沈卓珺也是名聋人,她是“伴你”特聘的两名聋人全职员工之一。沈卓珺最大的心愿是和妈妈聊聊天,她很想听听妈妈的声音。

这些都是年轻人才有的好奇心,谢虹老了,她没有什么想听的声音了。她以为,如果有一天自己真的恢复了听力,应该会觉得很茫然。20岁那年,家里人怀着一线希望,带她去北京的协和医院治疗。

她记得当时有种仪器,以通过刺激脑电波的方式让自己听到了声音。她当时的反应是“整个世界都很乱很吵,像打仗一样”。她当时就吓哭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愿做类似的尝试。

时间对于聋人们而言总是耗得更慢一些,尤其是当下,平常日脚被拖得老长。在因疫情被禁足的这两个多月里,谢虹在家里守着电视机解闷,但她只能看着电视画面揣测剧情发展。很多个下午,她看着外面的天光逐渐暗下来,眼见一日暗得比一日晚,她想,春天就这样来了。

谢虹想念虹口公园的聋人角,她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自己的朋友们了。现在,虹口公园的花应该已经开得很热闹了。疫情前,每周三的上午总有几百名聋人聚到这片角落进行热烈而无声的交流。到了中午,谢虹并不急着回去,她总是和关系特别好的几个小姐妹在外面吃上一顿饭。

她向我们介绍,当初虹口公园设立这个点的初衷就是因为聋人在家里真的很闷,没有人聊天,也没有获取信息的渠道。对于他们来说,每周都盼着去聋人角,在那里可以纾解自己平日里的孤独苦闷。她解释,自己的家人对她很体贴,孩子也十分孝顺,但聋人和听人的世界毕竟是有隔阂的。

韩智超注意到,“我们的定位其实是一款服务软件,也就是有服务需求了才来找我们,但很多聋人其实并没有什么需求,他们就是寂寞了,想找人聊天。尤其是在疫情期间,他们没办法出去,在家里很闷,很多人憋出了情绪,就来找我们翻译聊天排解一下。”

在长时间的居家隔离中,很多家庭矛盾被激化。当听人和聋人长时间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时,更容易因为彼此间的沟通不畅而出现误解。对于这些年轻的女孩们而言,她们不得不经常面对各种家庭生活中的琐碎矛盾,被倾倒了很多的负能量,但她们知道,聋人们相比听人,更需要一个情绪的出口。

她们用手架起了一座“桥梁”

计慧说起自己前两天处理的一通视频呼入,求助者是一对母女,母亲是听人,女儿是聋人。“女儿结婚以后,就和丈夫一起住在妈妈家。疫情期间,大家哪里都去不了,本来心情也比较压抑。聋人本身比较敏感一些,她注意到妈妈很多事情更愿意和自己的听人姐姐讲,而和自己交流的时候却似乎总显得不太耐烦。当时视频呼入,她的妈妈也在场,女儿就让我问问她妈妈,‘为什么有事情总找姐姐说?’‘为什么我和你写字你也不睬我?’‘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她妈妈就解释,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自己年纪大了,很多时候沟通起来会觉得很耗神,和姐姐讲话更方便,何况本来说的也不是什么大事。”

计慧,这个原本将成为律师的女孩,如今时常面对类似的家长里短。

“我本身是聋人家庭出来的,我都能理解。如果当下能抒发出来,其实是好事。不管面对聋人什么样的需求,我都是抱着理解的心态去做,能帮助到他们的时候让我感到一种成就感。”计慧说,“我在事务所做过,收入的确更高,发展的空间也更大,而作为一名手语翻译,日常接触到的人就是这些,事情也比较琐碎,但我发现在我们听人看来琐碎的事情,对于聋人来说很可能就是天大的事。你能帮他们解决一个大问题,这种精神上得到的提升感,是在其他工作岗位上得不到的。”

05

真正自觉自愿封闭内心的人很少

谢虹经历过一名健全人能想象的最绝望无助的时刻。

她通过手语翻译告诉了我们这次伤恸的个体生命经验:2017年10月中下旬,她和母亲两人在家。母亲突然因为晕厥而摔倒在地,但她没有听见动静。等到发现的时候,她又无法立刻拨打120,只能跑下楼找小区门卫救援。通过写字的方式,对方终于明白了她的意思。

但是这名门卫没有当下便拨打急救电话,而是辗转联系到物业,通过物业拨打了120。中间大概耽搁了30分钟,她的母亲也因此错过了黄金的救援时间。三天后,老人在医院去世了。

为谢虹转述完这段话后,计慧轻声叹了口气,房间里的其他人一时也都不做声。谢虹则一直保持微笑,她自己也是一名老人了,对生死不那么计较了。

事实上,自从3岁那年因为在幼儿园里传染了肺炎,注射链霉素致聋后,她用自己大半生的时间学会妥协,并发展出一种对一切都不计较的态度在人生道路上从容前行。

有一些人,生活的不公施加在他们身上,久而久之,心灵竟奇迹般没有被扭曲,反而发展出一种极强的包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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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虹跟我们分享自己从前在工作中被一些听人同事欺负的经历,她当时的工作是制作各种电器的电路板,同事工作中出了错,被领导发现,就赖在她身上,这真的是有口难辩。怎么办呢?她笑着打了个手势,我们都看懂了,意思是不要去理睬就好了。“你向领导反映过一次,会换来别人更多次的打击报复。”

无论谢虹还是周桢,都有过被歧视的经历。但这些遭遇并没有让她们将自己和整个听人的群体对立起来,在她们看来,什么群体都有好人,和不那么好的人。很多聋人像她们一样,也都愿意融入进社会,真正自觉自愿封闭内心的人很少。

06

拥抱本身就是一个双向的动作

一个人必须先敞开自己的怀抱,才能拥抱些什么。这有点像是“伴你”的logo想传递的信息,这是一只北极熊拥抱一个人的图形。拥抱本身就是一个双向的动作,抱的人同时也被抱。同样的,一个人必须接纳社会,才能被社会所接纳。

周桢很好地诠释了这种主动性,她比很多健全人更热爱并更积极地享受生活。她画画,获得过上海市比赛的三等奖。跑步,跑完了上马的半马。

去年,她加入由盲人成立的“黑暗跑团”。每周六晚上,那些在徐汇滨江大道上散步的人们都会看到20多名盲人和50名左右的聋人迎风奔跑的场景,那是很让人感到震撼的。

盲人和聋人,这两个原本很难产生交集的群体,如今借助科技手段可以进行畅通无阻的交流。周桢介绍,借助于软件,盲人说的话可以被手语翻译转化成手语,聋人就能看见了。跑步的时候,通常聋人和盲人会结成一对,他们被手腕上的绳子绑在一起,也被彼此之间的信任绑在一起。他们在黑暗中前进,但每个人的心里都很笃定。我做你的眼睛,而你成为了我的嘴。

每次训练前,周桢会在临近的地铁站服务台和一些盲人会和,将他们带到训练集合点。她强调,这些盲人从来不会迟到。结束训练,她再把他们送上地铁,地铁到站,盲人们的家人会在那里等候。周桢感慨,这些盲人很值得敬佩,他们可以解决日常几乎所有问题。

一年中,他们报名参加很多项马拉松赛事。1月初,跑团进行了年前最后一次训练,周桢和其他成员此前已经在包括无锡和南京等地的马拉松比赛中报了名,因为疫情原因赛事被取消,他们都获得了全额退款。

她们用手架起了一座“桥梁”

原本,她还要在2月9日参加香港马拉松。组委会后来推出两种方案,选手可以申请退还参赛费用,也可以保留名额等待来年再跑,周桢选择了后者。

周桢的手语打得急促、激越,斩钉截铁,这名杨浦区聋协副主席在圈子里有个外号,叫“铁娘子”。她留一头短发,染成带一点橙调的黄色,穿黑皮衣,透出一目了然的自信。

“铁娘子”的称号来源于她和聋人朋友的无数次观点和思想的交手、碰撞,她通过翻译告诉我们,“我的文化程度比较高,每次交手时都碾压其他人,他们争不过我。时间久了,我发表什么观点大家都愿意听。”

疫情前,她的另一个爱好是和朋友去上海的网红咖啡馆打卡,或者隔三差五约个饭,喝点小酒。她的酒量不错,一顿可以喝一瓶红酒和两瓶啤酒。

很容易想象她就着小酒在席间大杀四方,威风十足的场景。你的思路跟随她上下起伏的手势逐渐发散开,你想,周桢究竟是出于自信而频繁地参与社会生活,还是因为频繁地参与社会生活才赋予了她这份自信?在上海,又生活着多少像周桢这样自信乐观、不肯服输的残疾人呢?

在她飞舞的手势里,听人们的某种不带恶意的偏见消失了,两个不同群体的差异性也消失了。一个人想获得别人的尊重,首先总是要认可和尊重自己。这个原则,对于健全人和残疾人来说是永远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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